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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做事”的利益立场决定必然容得一切有利于“做事”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一心“做事”——“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所以主张：“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一心“做官”的利益立场决定必然容不得不利于“做官”的不同意见：老子说一不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靠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力。有“不同意见”、敢迸半个“不”字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就藐视了老子的权威，就危及了老子的权位，就容不得，就必须给点厉害瞧瞧。
3．谁“搞权术，政治迫害，杀功臣，愚民政策，一言堂，搞个人崇拜”？
1）．高岗、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的挨整
中共自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到高岗事件之前只见过有“路线斗争”，没见过有“反党集团”。从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起才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个“新生事物”。以前的路线斗争都算政见之争，不曾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不曾见按敌我矛盾处理，而且只涉及代表人物，不牵连追随者。代表人物只要承认错误同意改正就能继续任职。“反党集团”则按敌我矛盾处理，沾上了就不得了，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一牵连一大串。
高岗的罪状是“反党分裂活动”，具体讲就是反对刘少奇。高岗先后拜访彭德怀、林彪，约谈了饶漱石、邓小平。彭德怀暗示赞成，林彪不置可否，饶漱石拥护，邓小平则告发了高岗。从此刘邓关系无比亲密。（都是中共北方局的老关系，谁敢说邓小平调中央不是刘少奇蓄意布的局？）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因休假未出席这次全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主持会议，将高岗定性为“反党集团”。
高岗一事开了个先例：反对刘少奇个人就是“反党”，即便大政方针上没有分歧。而主持会议给高岗定性的人正是刘少奇本人。从此中共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反党集团”这一术语，开创了反对某个人就会变成敌我矛盾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仔细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
第二年，1953年，邓小平告发“高岗反党活动”。
第三年，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定性“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第四年，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五年，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第六年，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第七年，1958年，邓小平任军内“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刘伯承挨整，粟裕挨整。
第八年，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挨整。
注意这个时间关系：刘少奇、邓小平1956年主持一线工作之后，三年内四大野战军的四个军事指挥主官被整倒了三个，平均一年一个。除了林彪因病身免，凡当时在职“做事”的三个名将名帅一个也没跑掉。而所有这些军事指挥员的挨整全部都与刘少奇、邓小平二人直接有关。算上1953年的高岗事件，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告发高岗的是邓小平——又与刘邓直接有关。高岗也是军事指挥员出身，与彭德怀关系密切。怎么邓小平进中央之前中央从来没那么多事，从来不曾有过“反党集团”？邓小平一进中央，立刻接二连三出事：1952年邓小平进中央，1953年告发高岗，1954年高岗倒台，1956年邓小平当总书记主持一线工作，1957年邓小平主持反右，1958年邓小平主持军队“反教条主义”，整倒刘伯承、粟裕，1959年刘少奇整倒彭德怀——这是偶然的吗？
有人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玩弄权术、整肃功臣。这种说法无论往好了想还是往坏了想都站不住脚。
往好了想：毛泽东自1956年“八大”起便退居二线，把刘少奇当作接班人培养使用，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一线工作。1961年毛泽东当面告诉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可见至少到1961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充分信任的，一直在大力支持他们的工作，维护他们的威信。既然如此，那一切问题就都按“自己人”的内部问题处理，那么第一，毛泽东即便与刘少奇、邓小平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按照毛泽东亲自制定的组织原则办事：“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上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必须保持一致，不能公开暴露分歧。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对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汇报反映的情况，除非明显荒谬，身居二线、不直接接触每项具体事物的毛泽东没有理由无端怀疑——假如你是警察局长，你派出巡警巡逻，巡逻中巡警向你报告发现情况，只要报告的情况不是特别荒谬，你信是不信？第三，毛泽东历来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都要勇于斗争。如果自己充分信任的主管干部报告部下有错误观点错误倾向，要求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只要给出的根据充分，毛泽东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有什么理由反对？毛泽东只能在发现情况明显荒谬时予以干预——实际上毛泽东始终坚持把住了最后一道关：不得混淆敌我，不能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无论是粟裕、刘伯承还是彭德怀，毛泽东都没有逾越这条底线。（即便是对高岗，毛泽东也依然是这个态度——据《高饶事件始末》，毛泽东并没有打算把高岗一棍子打死，还想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就“高饶反党联盟”讲话时说高岗的问题是“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密谋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以及“骄傲情绪”、“逞英雄”等等，并未说高岗在政治上、在路线上、在大政方针上反党。）仅仅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片言只句便说是毛泽东在玩权术整人，那第一是混淆是非：把思想上的是非之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故意歪曲成“整人”。第二是断章取义：毛泽东的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的？跟谁讲的？针对什么具体问题讲的？上下文是什么？是基于谁向毛泽东反映的什么样的情况讲的？不说清这些，谁知道毛泽东原话是针对什么性质的情况说的，适用于什么条件？谁知道毛泽东的本意是不是确实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回复某人做某事的要求”与“毛泽东要求做某事”不是一回事。邓小平不是说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吗？如果不“完整地、准确地”交代清楚毛泽东说的某句话的实际背景和条件，仅上不着村下不着地凭空抽象出毛泽东的某句话就下结论“毛泽东蓄意玩弄权术整人”纯属断章取义，纯属利用断章取义妖魔化毛泽东。第三是故意刁难：一面讲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一面又指责毛泽东为什么不当神，为什么不能一拍脑袋掐指一算就算出自己信任的主管干部关于某某某出了什么什么问题的汇报全是假的，为什么不能根本不需要任何人汇报、坐在二线就对一线的一切未卜先知、洞察一切——有这么无赖的逻辑吗？
实际上对于别有用心的人来说，不论毛泽东同意刘少奇、邓小平整那三个将帅与否都是“阴谋”：按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同意，就是“毛泽东要整人”；否决，就是“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独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只要存心妖魔化毛泽东，怎么着都能说歪了。
往坏了想：认定毛泽东是弄权术整人同样说不通：如果毛泽东弄权术整人，那目的只能是为了巩固个人权位。既然为了巩固个人权位，那部下越矛盾重重越好，越四分五裂越好——就象“蒋委员长”驭下，军统、中统、黄埔系、浙江人、政学系、CC、蓝衣社……制造的派系越多越好，矛盾越大越好，部下都成了《红楼梦》里贾探春说的“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自己才能坐收渔翁之利，才能巩固权位。如果毛泽东当真在玩弄权术，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利用彭德怀整倒刘伯承、粟裕，那岂不在消灭派系、让彭德怀一家独大吗？那岂不严重违背权术里“制造派系、利用矛盾、分而治之”的原则了吗？那对巩固自己的权位有什么好处？而且如果真的要整人、巩固军权，那干嘛要整粟裕？没整完元帅，哪轮得着大将？况且粟裕是毛泽东的警卫出身，是毛泽东的爱将，战功赫赫。要培植亲信、排除异己，那粟裕才是最理想的亲信，利用粟裕制衡老帅才是最合权术逻辑的做法——有几个独裁者会放着“异己”元帅不碰却拿自己嫡系的“御前带刀侍卫”开刀？
（1）．是谁整彭德怀？
真正整彭德怀的是刘少奇。根据如下：
第一，彭德怀跟随毛泽东多年，一直忠心耿耿，又正受重用，没有理由反对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万言书”根本看不出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任何原则上的反对，提出的问题都是具体贯彻执行中的问题。负责具体贯彻执行的不是退居二线的毛泽东，而是主持一线的刘少奇。
第二，对彭德怀真正不满的是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一切问题必须负责的是刘少奇。彭德怀指出大跃进贯彻执行中的问题，真正戳到疼处的是刘少奇。
第三，历史上彭德怀跟毛泽东关系密切，跟刘少奇关系恶劣。高岗反刘少奇，彭德怀默许。说彭德怀对毛泽东不满不合逻辑，说彭德怀对刘少奇不满合乎逻辑。毛泽东在军内的威望崇高，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那么多高级将领，说对毛泽东都不敬不可能，但说对刘少奇都不敬则毫不奇怪。
第四，高岗反刘少奇得到了彭德怀的默许，刘少奇有仇恨彭德怀、找机会整垮彭德怀的动机。
第五，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庐山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见整彭德怀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已经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了。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而且“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哪些“领导同志”？能向毛泽东“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的，能“许多人同彭德怀吵”的，除了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还能有谁？这些人是谁？为什么现在的各种资料里不说？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以后把打倒彭德怀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身上的那些人。最主要的就是刘少奇。
第六，刘少奇不是军事干部出身，没有领过兵打过仗，在军内无威望。身为接班人却军中无人，自然有充足的欲望清除军内异己抓到兵权，有充分的利益需要整垮军内不买自己帐的头号人物彭德怀、清洗军中的反对派和不可靠分子。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在8月1日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这“许多同志”显然首先要数刘少奇：除了刘少奇这个接班人，谁会在“毛泽东之后”对彭德怀“有恐慌感”、惟恐“难对付你”、“有此顾虑”？除了刘少奇，谁能让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出“你那么凶人家都怕你，接班人都怕你，我死之后怎么办”之类话？
第七，刘少奇庐山会议上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说“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说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另外根据杨尚昆的回忆，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杨尚昆谈庐山会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120130.html）
刘少奇这些话充分证明整彭德怀的是他：彭德怀“不算犯错误”还得倒台，可见“反对大跃进”、“右倾”等等根本不是彭德怀倒台的真正原因，只是借口。所谓毛泽东因彭德怀“右倾”、“反毛泽东”要整垮彭德坏之类“理由”也就不攻自破。真正整彭德怀的原因是刘少奇要算高岗的老帐。只有刘少奇最有充分的理由对反对自己的高岗耿耿于怀，对与高岗历史关系密切的彭德怀怀恨在心。整垮彭德怀既符合刘少奇报复心理，又符合刘少奇清除异己掌握军队巩固权位的需要。所以刘少奇才会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相形之下所谓“毛泽东整彭德怀”的“理由”极其苍白无力，根本站不住脚。（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真正整彭德怀的是谁。）
刘少奇在这里突如其来就给彭德怀新扣上了一顶“里通外国”、“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大帽子——庐山会议决议中没有、他私自强加给彭德怀的吓人的大帽子——整高岗时说高岗“里通外国”，整粟裕时说粟裕“里通外国”，整彭德怀时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时也没有说他“里通外国”，可见爱用“里通外国”这一罪名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毫无证据、舌头一翻就把久经沙场、出生入死的铁血军人说成“里通外国”，这不叫整人叫什么？这不叫玩弄权术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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